北京市昌平区11月6日宣布了对疫情防控疏漏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若干基层干部的问责公告。被处理人一共10人，给予的处分惟政务记过、政务警告、诫勉问责、批评教育等，没有一人被免职。
老胡认为，这样的公开处理既起到警示作用，同时也是有温度的。
新冠疫情防不胜防，这一轮在全国各地暴发涉及20个省区，而且出自彼此没有联系的不同源头，病毒向哪里传播高度不确定，哪里摊上哪里倒霉。我认为，只要出了疫情干部们能够迅速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实施挽救措施，缩小疫情传播范围，就应该算基本尽职了。当然事后总结，总能发现有过的疏漏，但那些疏漏如果不属于非常严重的不作为、玩忽职守，就应当以批评教育和一般性的政务处分加以惩戒，轻易不应使用就地免职的“极刑”。
前一段时间，很多地方都对疫情暴发地的党政领导干部和疫情防控主要干部做出了免职处理，震动很大。它们强化了日常防控不得放松的警告，督战效果明显，但也客观上加剧了各地基层干部的紧张，使得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的实施推行空间在有的地方出现萎缩，一些干部为了免责，更愿意采取最大限量的措施，从而导致了一些地方防控的过度化和人性关照的不足，引起了一些争议，形成了另一方面的问题。
老胡认为，不能断言具体某个地方实施对主要官员就地免职严厉问责值得倡导或者欠妥。总的来看，中国防控体系非常严密，问责是主要鞭策措施之一。与此同时，不必一出疫情就对官员进行免职，无需把免职官员变成一种“政治正确”，应当体谅基层官员，既鞭策他们，也给他们科学防控留下从容自主的空间，这个原则也十分必要。应当实事求是对待一线干部的工作，不能一出疫情就必须有几个官员被免职，实事求是地评价基层官员的抗疫表现，更有利于我们的动态清零路线始终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防止层层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