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上午，杨妞花收到了贵州高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二审裁定书。裁定书中指出，余华英上诉提出的所有拐卖行为均系其情夫龚显良提出，所得钱财均由龚显良支配，且其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等辩解理由，均未被法院采纳。
贵州高院在裁定书中用四个“极”描述了余华英的罪行及后果——主观恶性极深、犯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系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应当适用死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分别伙同龚显良（已故）、王加文（因拐卖儿童罪和脱逃罪被丽江市古城区法院判刑16年6个月）为谋取非法利益，长期在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等地流窜作案，物色儿童进行拐卖，得手后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通过他人介绍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以此获利，期间共拐卖儿童17名。
重审一审宣判后，余华英当庭提出上诉，杨妞花也就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2024年12月19日，贵州高院重审二审当庭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重审一审死刑判决。
贵州高院审理认为，余华英和龚显良无论是谁先提出拐卖儿童，均是一拍即合，共同商议实施犯罪。二人共同选择作案地点，先是租房熟悉环境，后选择作案对象，由龚显良或余华英通过买糖果、冰棒等物品诱骗儿童。根据被害人陈述、介绍人及收买人证言，均是余华英与买家商量价格并完成交易。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余华英行为积极主动，起到主要作用，是主犯。此外，余华英虽未参与王加文拐卖儿童的行为，但其单独或伙同王加文将儿童带至河北邯郸出卖，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与王加文相当，也是主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