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杨浦区的夜市角落，12岁的李可欣支起一块手写招牌：“中英双语文具小铺”。她用中文招呼顾客，再用英文介绍商品：“This erasable pen is perfect for math notes。”短短三个月，母女俩的营业额从每晚三百元跃升至过千元，累计卖出十万元文具，成了弄堂里的“最小外贸摊主”。
可欣的妈妈经营文具档口，疫情后外贸订单锐减，积压库存占用了流动资金。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女儿自告奋勇当“翻译官”，把商品说明写成双语卡片，又拍短视频放到海外平台，标签如“stationery haul”和“back-to-school must-haves”吸引了不少外籍家长。有人担心孩子“太功利”，可欣却认真地说：“我只是把课堂搬到市场里，把单词变成硬币。”
教育学者认为，这种真实情境中的“任务型学习”比补习班更能激发孩子的内驱力；社会学家则指出，数字化工具降低了未成年人参与商业的门槛，但也需守住童工红线与财务透明。妈妈把赚到的第一桶金分成三份：一半还债，一半存入教育基金，剩下两千元让女儿自己决定。可欣选择给班级买书，并悄悄为流浪猫做了绝育手术。她说：“语言是钥匙，不是目的；真正的成绩，是让身边的人因我而多一点选择。”夜色降临，女孩收摊前用英文写下当天最后一张便签：Dreams grow where words and courage meet.
